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研究

执笔人：刘振学、罗元文

摘要：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各种社会矛盾日渐凸显，民族问题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挑战。本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现阶段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入手，分析认为新形势下我国民族问题的产生具有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必须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不断探索创新，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将少数民族群众真正看作是“一家人”，通过不断发展，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地区间和民族间的收入差距，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素质等综合措施，来解决民族问题。

关键词：中国特色；民族问题；民族理论；道路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既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基础条件和重要内容。在当前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国内矛盾不断显现的背景下，民族问题容易被国内外反华势力激化和利用，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性社会问题。对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进行研究，不仅对于解决新时期的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概述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问题相结合，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理论来源，是以毛泽东民族理论为理论基础”[①]，是以邓小平民族理论、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理论、科学发展观的民族理论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央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和实践的结晶。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是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民族发展为主题，以人类解放为终极价值的民族理论。[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以民族自我意识觉醒为核心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来源。

　　（二）毛泽东民族理论

　　毛泽东民族理论包括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关于民族工作的原则、方法等方面的思想。[③]毛泽东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他提出民族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主体是劳动人民，并在阶级和国家消亡之后消亡的民族本质和发展规律；提出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在私有制社会里，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阶级问题与社会革命关系的理论；提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繁荣发展等一系列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意少数民族的特点、特殊性，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许多民族工作的原则和方法。[④]毛泽东民族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基础。

　　（三）邓小平民族理论

　　邓小平民族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将民族问题纳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是解决好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⑤]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型民族关系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以民族发展为核心内容，包括真正实现民族平等，真正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通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造就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一整套理论体系。[⑥]邓小平民族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雏形，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石。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理论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相互激荡的新形势下，对毛泽东民族理论和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理论认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的自身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方面的关系，并将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提升到了社会主义民族问题客观规律的高度。同时认为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兴旺的时期，提出以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坚持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做好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基本原则，并提出一系列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繁荣和解决民族问题的行动纲领、战略途径和制度政策。[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

　　（五）科学发展观的民族理论

　　科学发展观的民族理论是在新世纪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科学发展观的民族理论重新概括了民族概念的内涵，认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⑧]科学发展观的民族理论提出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各民族共同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⑨]科学发展观的民族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有力推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

　　（六）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批示中阐述关于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的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强调民族团结，倡导增强各民族认同，推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理论包括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⑩]；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特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11]；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12]要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让民族地区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3]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最新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

　　二、中国民族问题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镇化日益影响着百姓的生活，也给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带来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原有的民族地区发展落后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的基础上，我国民族问题又呈现出许多新形势和新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与民族相关的突发事件逐渐增多

　　第三次民主主义浪潮遗留下来的民族分离主义目前仍在发挥作用，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显得日趋活跃。国内外民族分离主义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的干预和挑衅，近年来，我国与民族相关的突发事件逐渐增多，给我国民族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这些突发事件大都具有恐怖暴力性质，并主要发生在具有跨境民族聚居的地区，其中以新疆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发生频率最高，并有向国内其他地区扩散的趋势。如2008年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2014年“3·0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4•30”乌鲁木齐火车站恐怖袭击案和“5•22”乌鲁木齐爆炸案等。同时突发事件还包括袭警案件和一般性冲突案件，如2014年分别发生于新疆阿克苏市、乌什县和宁夏银川市的袭警案，以及2012年的切糕事件等。这些突发事件错综复杂，发生地点和频率具有不确定性，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中较为突出的热点问题。

　　（二）人口流动和快速城镇化带来了一些新的民族问题

　　近二十几年来，我国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城镇化加速发展，大量少数民族人口从少数民族聚居区流入国内其他地区和城市，民族问题涉及的地域范围也扩大到全国所有地区。但受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的影响，这些少数民族人口在流入地容易与本地的人口发生口角和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如2013年发生在湖南的切糕事件就与语言沟通不畅有直接关系。同时，受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水平的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在流入地的就业形势较为严峻，收入较低，生活和生存状况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部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利益受到损害，也是民族问题发展的新的问题。

　　（三）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和污染

　　我国民族地区大都地处祖国内陆，生态环境本就脆弱，特别是在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西藏、新疆、宁夏、内蒙等自治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然而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如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物种消失等。近十年来，北方地区的沙尘暴天气总体呈加重趋势，与生态系统退化有直接的关系。

此外，在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以短期经济利益为目的引进工业项目造成环境污染，这些都给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如“新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不断上升，与经济增长呈现出‘U’行的曲线关系并处于上升阶段，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不断地加重。”[14]

　　（四）民族文化面临消失的威胁

　　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如建筑、语言、文字、独到的生存技能、娱乐方式、民俗活动和仪式等，这些文化都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演化而来，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受全球化、城镇化、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部分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正面临消失的威胁。“有一部分民族语言（方言）得不到有效的抢救和保护，特别是一些人口较少无文字的民族语言正面临消亡的危险。如德宏州梁河县有阿昌族人口近2万人，但能说阿昌族母语的仅占40%。西双版纳基诺族、布朗族已普遍使用傣语，潞西三台山德昂族普遍使用傣语和景颇语，丽江古城区纳西语基本被汉语替代。”[15]

　　三、新形势下中国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民族问题的形成非常复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民族问题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个原因所致。特别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社会发展各方面交织复杂，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至少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民族问题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

　　民族问题本身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新形势下民族问题也可以看成是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延续，至少在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心里，历史上的种族冲突、杀戮、武力镇压，都是他们抹不去的阴影。

　　民族问题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部落间第一次相遇时的相互提防，以及部落间由于争夺食物、领地等发生的冲突。在人类历史上，部落之间、民族之间大都以武力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和问题，经过历史的长期积累，在大多数民族内部都形成了狭隘的民族意识，也形成了现在的民族问题。尽管历史上各朝代的统治者在对被统治民族的进行镇压后，也大都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各民族发展的民族政策，但这些政策都以民族不平等、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为基本原则和指导，不足以完全消除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的民族意识。如新疆自治区的民族问题是我国新形势下民族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而历史上发生在新疆地域内的民族冲突，乃至杀戮、武力镇压、不平等的民族政策等，正是这一地区的当前民族问题的产生的原因之一。

　　（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基础性因素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别是生活习俗，有些民族还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如众所周知的维吾尔族、回族、东乡族、哈萨克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忌吃猪肉，满族忌吃狗肉，藏族人不洗脸、茹毛饮血、女人不穿内裤等。换句话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而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比熟悉和习惯，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差异。

　　当生活习俗和生存方式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相遇时，容易产生相互不能理解并将对方看作异类的认识，进而产生敌意。尽管当前各民族都逐渐开放并与外界接触较多，但民族间的相互不了解的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部分汉族人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较为严重，觉得少数民族是落后的、不文明的和未开化的，容易蔑视少数民族，以致在接触时发生口角，甚至冲突。

　　（三）国内外反华势力活动是民族问题激化的催化剂

　　建国以来，国内外反华势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国的分裂活动，利用民族矛盾制造分裂事端就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他们利用部分少数民族属于跨境民族的特殊身份，以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想煽动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甚至发动恐怖暴力事件。如近年来发生在新疆、西藏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极端恐怖暴力事件都与国内外反华势力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反华势力通过多种方式传播极端思想，对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洗脑，将恐怖暴力事件披上“圣战”的外衣，让这些群众成为恐怖暴力事件的暴徒。如“一些穆斯林连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义都不知道，更不知晓伊斯兰教的教规，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汉人不一样’。”[16]他们极易被洗脑，参与杀害无辜群众的“圣战”，认为“只要进行‘圣战’而死，死后就可以不受‘审判’，直接进入天堂。”[17]

　　（四）民族地区发展落后是民族问题产生的重要间接因素

　　受地域条件、自然环境和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国内沿海发达地区，没有有效地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既是一个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民族问题，也是其他部分民族问题产生的重要间接原因。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在人口数量逐渐增加和人类活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造成面对生态系统退化又无力治理。此外，部分民族地区为了早日摆脱贫困，不按发展规律办事，盲目快速发展经济、推进城镇化，导致环境污染和民族文化面临消失的威胁。

　　（五）社会转型加速是民族问题产生的时代因素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再加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较多，且交织复杂，民族问题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变得更加活跃，并出现诸多新形势和新问题。

　　对于民族地区而言，要同时面对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和由农业社会直接向信息社会的转型，转型跨度更大，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对于少数民族群众来说，他们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受到的冲击过大，甚至对于一些新事物来不及认识，更难以接受，民族问题容易发生和发展，甚至出现激化的可能。

　　四、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对策建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与探索，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走出了以坚持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面对新时期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必须继续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并不断探索和创新。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七个方面着手。

　　（一）做到对少数民族的充分尊重

　　各民族一律平等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重要内容，要做到民族平等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彼此相互尊重，将少数民族群众真正看作是“一家人”。

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特别是民族工作者和广大汉族群众，要做到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和生存方式的充分尊重，杜绝大汉族主义。要充分认识到各民族不分大小和高低贵贱，一律平等。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都积累了适合自己民族的生活和生存方式，这些独特生活习俗和生存方式是生活智慧和生存智慧，特别是一些特殊的生存方式在特殊的地域内有其独特的优势，不是落后和不文明的行为。如藏族人不洗脸不是他们不讲卫生，而是他们在几千年的高原生活总结的独特的生存智慧。不洗脸会在脸部形成以油脂和灰尘为主要成分的保护层，能有效抵御高原地区高强度的紫外线，保护脸部皮肤不被灼伤。

　　（二）加大正面的宣传和引导

　　面对国内外反华势力的活动，在对网络等媒介进行有效管理，杜绝极端思想传播的基础上，更要进行正面的宣传和引导。

一方面通过宣传和引导，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知晓我国的民族政策，让他们认识到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共同发展是各民族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都回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对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群众进行正确的宗教宣传和引导，让他们知道最基本的教义和教规，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在自身宗教教义和教规的指引和约束下推动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三）禁止使用武力解决民族问题

　　面对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恐怖暴力事件，应严格依据法律对恐怖暴力事件的相关人员予以处理，但决不能使用武力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任何一方使用武力都不可能解决问题”[18]，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甚至被国内外反华势力所利用。

　　1994年的卢旺达事件就是使用武力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典型案件之一。1994年4月6日，卢旺达的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飞机在首都基加利上空遭袭、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发后，卢旺达的两大部族——胡图族和图西族在关于谁是凶手的问题上互相指责猜疑，基加利的局势紧张。卢旺达广播电台告诉卢旺达人，他们的总统是“被蟑螂一般的图西族人”谋杀的，要胡图人为总统报仇。如同纳粹用“臭虫”来描述犹太人一样，他们反复地用“蟑螂”来描述图西人，对于他们来说，杀死图西人就像踩死一只蟑螂或者毒死一只臭虫一样容易。在接下来的短短100天里，卢旺达700多万人口中有100万人惨遭杀害，被害者中大部分是西图人。[19]如果胡图人和图西人都能保持克制，采取对话和法律的手段处理之间的矛盾，这场屠杀就可以避免，而武力只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这其中也含有别有用之人的蛊惑和煽动的因素。

　　（四）科学合理推进城镇化

　　民族地区在谋求经济发展和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遵循科学的态度、合理地开发，以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镇化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注重城镇化质量，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新型城镇化。特别是城镇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不能走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子。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更加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更加注重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以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五）全面做好对口支援工作

　　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根本手段，当前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对口支援，国内部分省份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如对口支援新疆。在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中，除资金和技术支持外，应更加注重人才的支援和人才的培养，使少数民族地区在分享国内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其自身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如辽宁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智力援疆，打造了一支带不走、高素质的干部人才队伍，三年来，“共组织‘一地两师’干部人才赴辽宁培训、挂职项目5类、1.7万人次；面向新疆招收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学生1.2万人。邀请辽宁省400余名专家学者赴疆授课讲学，受众面近5万人次。为受援地培训各类紧缺人才4000余人。”[20]

　　（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当前社会最关心的热点，有序的收入分配体制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缩小地区间和民族间的收入差距，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努力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七）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

　　教育是民族发展的基石，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是提高少数民族素质和基本科学文化知识水平，防止被国内外反华势力煽动和利用的有效手段，是从长远的角度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有效途径。通过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来推进教育公平，使少数民族地区能享有基本公共教育资源，并从小对各族儿童进行包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各民族文化差异在内的同质化的教育，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使他们在长大后不会因为相互看不惯对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而发生民族冲突。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依然是我国民族事业发展的目标，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依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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