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历史时刻

    77年前的今天（1941年3月19日），民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民主人士鲜特生私邸）秘密成立。

    民盟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彼时，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国共合作遭到严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的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团和人士对此深为忧虑，认为必须联合起来，以政治民主、全国团结促进抗战胜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点击下划线文字跳转了解民盟成立的详细经过——

（一）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

    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被迫接受中共提出的“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先后于1937年8月和1938年7月成立和召开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坚持一党专政，消灭异己，各党派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和各小党派的参政员联合提出要求政府明令保障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结束党治、改革政治的提案，最终使参政会作出了“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等决议，民主势力取得重大胜利。

    各党派领导人和社会贤达认识到，没有联合，就不可能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宪政，坚持团结抗日。因此，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党派领导人如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及社会贤达张澜等，开始酝酿成立国共两党以外的联合政治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39年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主张实施宪政、反对内战等，选举黄炎培、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为常务干事，公推黄炎培为主席。蒋介石审查了《信约》、《简章》和名单，以不能成立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统一建国同志会取得合法活动的权利。

    统一建国同志会仅有几十名会员，多是参政员。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是之上层人士，共同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密切了国共之外的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的联系，在组织上实现了各党派的初步联合，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打下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按照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光明报》社论的说法，统一建国同志会是民盟的前身。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初期活动主要是推进民主宪政运动。但国民党顽固派很快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对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实行高压政策，扼杀民主宪政运动。1940年12月24日，重庆报纸公布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总名额由上届200人增加至240人，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沈钧儒、章伯钧等均被排除在外。民主人士对国民党深感失望。

    1940年12月下旬，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讨论时局，酝酿联合。

    24日当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不期”在张君劢家聚会。梁漱溟语：“彼此感慨同深，遂发同盟之论。四人自晨至暮，议论整日，多所决定。”第二天以及27日，又接着谈（增加了黄炎培约来的冷遹、江问渔二人），并确认梁所作谈话记录。1940年12月，几人多次商议，梁漱溟又受委托找章伯钧和张澜，邀请加入，共同发起。几人约定来年二月改组统一建国同志会，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根据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经验，在蒋管区内受箝制难有独立性，说话没有力量，所以决定成立时先保密，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再揭晓。救国会一派如沈钧儒、邹韬奋比较接近共产党，为减少国民党找麻烦，“过一段时间再加入为好”。并约定来年二月再聚重庆参加参政会时，商定主张纲领、组织章程并推定负责人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民主人士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各党派“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加快联合和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2月24日，黄炎培、张澜向周恩来、董必武转达了意图、进展，得到二人支持后，25日召开发起人会议，与沈钧儒达成默契，救国会暂不参加，以突出“第三者”中立形象。2月25日至3月1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张澜、罗隆基、李璜等人，多次秘密召开筹备会议，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政治纲领和宣言，章伯钧、李璜、罗隆基起草组织规程，并酝酿领导人选，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作准备。

    1941年3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民主人士鲜特生私邸）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是各党派推荐和协商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共13人，他们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问渔、冷遹，乡村建设协会的梁漱溟，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林可玑、杨赓陶，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的张君劢、罗隆基（蒋匀田代），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丘哲，以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张澜。会议推选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5人为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同年10月，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

    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民盟成立时救国会虽不在其中，但从史料看是有沟通谅解和配合的。根据梁漱溟的回忆，梁漱溟一到香港即访晤邹韬奋，显然邹韬奋已得到内部通知。创办《光明报》时，多得救国会同人之助。因此虽然表面上他们未参加，却仍是协同着工作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开活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按照事先的商定，派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梁漱溟行前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介绍梁去找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廖承志，提供支持与帮助。到香港后，梁漱溟拜访了救国会的邹韬奋和中共的范长江，与在港的盟内外人士商讨筹办报纸事宜。范长江给了很多好的建议，并在经济上给予了支持。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

    《光明报》从筹备到出版，一直受到国民党或明或暗的阻挠破坏。蒋介石动员国民参政员、国民党元老，乃至青帮头子杜月笙等出面，以各种理由劝诱、逼迫梁漱溟离开香港，放弃《光明报》。香港新闻检查机构对《光明报》多方刁难，报纸经常“开天窗”，文章也被删得千疮百孔。为保证民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两个重要文件可以顺利通过检查，萨空了想出一个主意：将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放在无须送检的广告栏内刊出，避开送检被扣一关。

    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简称“十大纲领”）。英、美各国在港记者予以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达到了在民盟筹建时计划的绕开蒋管区箝制，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更好在国内外发声的目的。

    11月16日，即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的前一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的名义举行茶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员出席，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民盟由秘密转为公开，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舞台上。

    中国共产党方面一直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给予了大量鼓励、支持和推动。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在重庆经常同党派人士接触。1941年2月，黄炎培、张澜向周恩来、董必武转达了筹建民主政团同盟的意图、进展，得到二人支持。3月28日，“梁漱溟向周恩来报告民盟去香港办报计划，周热情支持”，梁到港后得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等人员资金帮助。

    民盟成立的消息见报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0月28日发表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的社论，称赞民主政团同盟宣布的政治纲领强调了“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指出这是对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推动。

    民盟在重庆公开活动的第二天，即1941年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开幕。会议期间，民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根据民盟纲领，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等，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等20多位参政员的联署。

    1942年底，中央常委会派罗隆基到昆明筹建地方组织。他和周新民等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许多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吸收入盟，1943年5月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第一个地方支部“昆明支部”。当时加入的盟员有潘光旦、潘大逵、吴晗、楚图南、费孝通、李公朴、闻一多等名教授和知名民主人士。同时期，梁漱溟在桂林，杜斌丞、王菊人在西安，张澜、李璜在成都也都发展了一大批盟员。民盟在各界、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声望提高，基础日益扩大，力量不断增强。

    民盟还注意争取国民党左派和地方实力派的同情、支持，如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等云南、川康地方实力派都被发展成为秘密盟员；在桂林，争取到李济深支持并参加民盟活动。这些组织工作让民盟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活动受到了保护，在成立初期的困难中逐步巩固和前进。

    国民党扼杀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加强独裁的结果也加深了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在内外交困下，国民党在1943年9月举行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打出了“宪政”旗号，通过了所谓“战争结束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施宪政”的决议。各党派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国统区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各领导人和各地方支部纷纷写文章、办刊物、成立各种组织，发起活动。

    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被印成小册子广为流传；黄炎培创办《宪政》月刊；左舜生主编《民宪》（后正式由中国民主同盟接办）；章伯钧主编《中华论坛》；闻一多、李公朴创办《自由评论》，由成都民盟成员负责编辑的成都《华西晚报》等，宣传民主宪政，在国统区形成了声势很大的社会舆论。

    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办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民盟云南省支部出版的《民主周刊》，更直接成为民盟的重要喉舌。运动期间，张澜、李璜1944年1月在成都发起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沈钧儒、黄炎培从1月起在重庆每月举行一次“民主宪政座谈会”；周新民也于4月在昆明发起举行“宪政研究会”。这些都促进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扩大了民盟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中共中央于1943年3月1日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重提宪政，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抗日，稳固其统治。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民主运动推进一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明确支持民主政团同盟的斗争。

（四）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民主宪政运动中空前活跃，大批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加入，但受到主要吸收三党三派成员的限制；同时，因中央盟务被以左舜生为秘书长的青年党一些人所把持，引起了盟内外的普遍不满。

    民盟昆明支部于1943年向总部正式提出，改变政团联合体为广大民主分子个人的联合体。（1944年，云南的无党派盟员与党派盟员的比例已超过20:1。）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民盟组织的名称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

    会议拟定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把建立联合政府、建设民主国家作为民盟的奋斗目标。这个纲领，是民盟第一个初具规模的正式纲领，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6个方面制定了46条具体主张，表达了民盟对政治建设的基本设计，体现了民盟的阶段性使命。图为纲领手稿。

    会议选举了张澜、张君劢、章伯钧、左舜生、潘光旦、罗隆基、李璜、沈钧儒、张申府、梁漱溟、陈启天、张东荪、鲜特生、杨叔明、黄艮庸、曾昭抡、朱蕴山、周鲸文、曾琦、丘哲、张云川、周新民、韩兆鹗、林可玑、郭则沉、刘东岩、黄炎培、冷遹、张志和、余家菊、郑振文、吴晗、潘大逵等33人为中央委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曾琦、张君劢、张东荪、潘光旦等13人为中央常委，并推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除发起人外，增加了地方支部负责人，改变了仅限于三党三派的结构，有利于组织的巩固与发展。

    这次会议是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也是民盟各地方支部代表第一次共同参加商讨政治路线、方针的会议，具有历史意义。

    到1945年10月，全国约有盟员3000人，无党派盟员占70%以上。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加强了对全盟组织工作的领导，在各地建立民盟地方组织，先后建立起云南省支部、四川省支部、重庆市支部、广东省支部、东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和华北总支部等。各地都有一些共产党员加入民盟，有些地方盟组织，如昆明（云南支部）、陕西（西北总支部）、广西（南方总支部）与中共组织关系密切。民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

与中共

共克时艰、共历风雨、共襄伟业

    民盟历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史良、胡愈之（代主席）、楚图南、费孝通、丁石孙、蒋树声、张宝文。现任主席丁仲礼。

    77年来，一代又一代民盟领导人团结带领广大盟员，始终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深厚友谊。中共中央如是评价——

    民盟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历史时刻，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自觉地同中国共产党共克时艰；在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共历风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共襄伟业……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而且必将进一步证明，民盟作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词》

新时代

在新征程中谱写好民盟事业新的篇章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民盟中央现任主席丁仲礼通过国内外媒体向全世界介绍民盟——

    中国民主同盟到现在为止共有29.5万多盟员。这29万多的盟员中有75%是在教育、文化、科技界工作，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的比例非常高，有1.9万盟员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担任代表、委员，其中全国人大代表58人、全国政协委员127人，还有51位两院院士。另外，6位民盟的前辈获得过国家最高科技奖，所以我们比较自豪地说，中国民主同盟人才荟萃。

    中国民主同盟77年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传统，“奔走国是、关注民生”，还有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我的理解，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过程中为执政党出主意、想办法，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这也是民盟的优良传统。

    作为民盟的一员，让我们继承民盟的优良传统，不忘合作初心，加强自身建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踏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在新征程中谱写好民盟事业新的篇章！